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建设。当前,在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至关重要。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此前,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哪些难题待解?又该如何走好未来发展之路?

　　1、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十分必要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博士陈禹希有俄语学习背景,因此,她曾在飞机上通过简单交谈,意外获得了一份为一家俄罗斯公司处理法律事务的实习工作。“尽管我表明自己还是学生,但对方并不介意,依然把工作交给了我。”由此,她察觉到,涉外法治人才如今非常吃香。

　　从数据看也是如此:当前涉外法治人才缺口较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文亮列出一组数据:“就涉外律师来说,我国能够熟练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仅有7000余名,其中可以从事‘双反双保’业务的律师仅500余名,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独立办案的律师只有300余名。相关涉外业务很多,但能参与进来的涉外专业律师,人数太少、占比太低了。”

　　涉外法治人才为何如此紧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表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紧迫性凸显,主要是基于当前国际环境、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迫切需求。以往我国的法治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内法律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在新时代,面对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大国博弈形势,我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更加紧密。熟练掌握涉外法律制度,对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都有重要意义。

　　肖永平举例说:“当下,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走进来,都需要专门法律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此外,中国公民在国际公务员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在国际组织中承担高级别职务的比例,与中国现有综合实力并不相称。这都呼唤着我们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去世界舞台发光发热。”

　　“除了涉外律师,国内相关行政部门也非常需要涉外法治人才。比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外交部、司法部,甚至教育部等各个部委,都需要与国外对接、交流合作,其中涉及诸多重要的法律问题。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对我国涉外法律、外国法及国际法等规范体系不了解或理解不到位,就会影响涉外领域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行为,不利于国际交往和我国利益的有效维护。从这个角度讲,培养既能践行国内法治亦可洞悉涉外法治的专业人才,十分必要。”张文亮补充道。

　　2、专业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仍需提升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涉外法治人才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孔庆江坦陈,目前国家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尤其需要马上可以实操实践的专业人员。

　　“涉外法治人才并非3年至4年就可以培养出来。学生除了专业学习外,还要积累实习实践经验,需要的培养周期比其他专业学生更长。坦率来说,目前,该专业人才培养缺乏实践环节的历练,专业对口的教育教学资源也较为匮乏。”他说。

　　“高校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开拓者。”张文亮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2019年成立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研究院,并借助司法部、教育部发起的涉外律师、国际仲裁等项目,通过平台资源整合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从目前情况来看,涉外法治人才需要既会外语,又懂法律。虽有这一基本培养目标的指引,但在培养实践环节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如本科阶段学外语而研究生阶段学法律的学生,由于语言和法律各只学了一段时间,导致一些学生两者都没学好、没学透彻。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推进涉外法治人才本硕(博)贯通培养,采用本科双学位制,本科修读法律和外语双学位,打牢语言和法律基础,硕士阶段做研究提升,博士阶段则更加精深。”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周期长、领域宽、成本高的系统性育人工程,需要着眼全局、统筹规划。”孔庆江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2002年设立国际法学院、中德法学院、中美法学院,此后陆续设立中欧法学院、比较法学研究院。经过多年创新和实践,学校构建了以“不同专业协同、育人阶段协同、课堂内外协同、国内高校协同、中外机构协同、高校社会协同”为特色的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2013年起,我们就开设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随着更多涉外法治人才项目的引入,我们进行了学制改革,旨在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3、期待更多高校开设国际法本科专业

　　尽管已有不少有益探索,但要培养更多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仍需多方发力。

　　张文亮表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首先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路径。国家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与长期规划,在具体落实层面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并适时调整。有长期可持续的培养模式,才能助力高校有目标地开展选拔、招生、培养,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与实践体系。此外,要做好涉外法治人才就业保障工作。尽管涉外法治人才很短缺,但仍需不断优化其就业环境,让他们在合适岗位发挥专业才能,做到人尽其用。

　　肖永平认为,尽管国家层面非常重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但部分高校在落实上依然有惯性,创新开拓不够。对此,要加以鼓励和引导,让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师资力量和历史传统建设国际法相关一级学科或国际法本科专业。

　　评论：

　　涉外法治人才须在国际舞台施展才干

　　□饶淑慧

　　涉外法治人才是各领域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重要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壮大国家力量、提升国家形象提供不可或缺的人才支撑。伴随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交流的持续深入,我国参与国际经贸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亟须培养一批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当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培养方式日趋多元化,发展前景广阔。

　　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多方面能力素养。首先是掌握体系化的法学知识,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法律分析能力,能够识别、评估与应对法律风险,促进纠纷解决。其次,在国际法等相关领域具有专长,熟悉国际法律原则、条约、惯例等知识和理论,具备涉外实务能力。在语言工具方面,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阅读、理解和处理外文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该类人才应具备国际视野,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环境与国际交流语境,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能力。还需强调的是,涉外法治人才应心系国家与人民,通过参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维护我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平等对话与紧密协作,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平公正,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世界性挑战。

　　近年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受到政府与高校的高度重视,其教育模式与教学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与创新。在教育模式方面,一些高水平大学越来越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是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开展海外学位项目,设立中外合作本硕连读项目等;二是设立国际交流与实习项目,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权威国际法专家来校开设课程或专题讲座;三是鼓励和指导学生申请境外留学。同时,相关高校不断加强校际、院系合作,如法学院校与外语、金融、管理、经贸等特色院校或综合性高校相关院系合作设立双学位或辅修学位,培养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

　　另一方面,教学方式日渐丰富多元。一是校内核心课程教学更加体系化。法学专业本科生在修读民法、刑法等基础课程的同时,还需学习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涉外型法学课程;国际法专业的学生则需较为全面地修读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海商法等细分领域的专业必修课程以及国际商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专业选修课程。教师在授课中愈加重视讲授作为国际司法通行规则的英美法运行体系及判例式司法模式,并引导学生对中外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实现融会贯通。二是实务课程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已有一些高校开设涉外“法律诊所”课程,与涉外型律师事务所、跨国企业、政府外事部门以及国际机构开展课程合作,聘请实务专家进校讲授涉外法律实务的实操样态与经验技巧,如英美法诉讼实务中证据披露、交叉盘问、专家作证等环节的一般流程与典型案例。此外,近年来,不少高校承办或组织学生参加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多种类型、不同级别的模拟教学和竞赛,让学生获得专业指导与实务操练的机会,使其能力、思维与素养得到快速提升。

　　毋庸置疑,当今时代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已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具有多元化发展方向与广阔就业前景,将以急剧增长的人才数量、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以及快速提升的能力水平,在国家对外交往与国际经贸合作中展现才能。

　　一是国际行政事务处理。我国政府的外事、商务等部门以及国际组织、机构的法律部门需要一批政治素养高、法律能力强、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参与外事外交、国际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保护、民事与刑事司法等领域的法律工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维持世界秩序建言发声。二是涉外纠纷解决。涉外型律师事务所、国际性法律服务机构是涉外法治人才的聚集地,这些机构人员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和涉外法律实践,具备扎实的法律技能和应变能力,为我国商事主体的域外业务提供商事谈判、仲裁、诉讼等法律服务。三是对外商贸的运行维护与法律保障。跨国公司需要一批熟悉行业知识、精通行业法律事务的法律顾问、法务与管理人员,参与企业合规、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保护、纠纷谈判与诉讼等,在国际商贸舞台担当中方商事主体法律权益的“守门人”。四是国际法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需要一批从事国际法、比较法、国际贸易谈判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国际法律理论与制度,推动涉外法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总体而言,涉外法治人才发展空间广阔、前景光明,将为推动我国建立健康、稳定、有序的涉外法治环境以及推进国际法治进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光明日报》)